周谷城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中国青年网

本报记者陈瑜

大师

◆五四时代周谷城博览群书，在纷繁复杂的各式“主义”面前，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太浅薄”，嫌无政府主义“太流于空想”，直到读到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终于眼前一亮，“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

◆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正如开明书店在重印这部著作的广告所说：“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而这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便是周谷城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所独创的史学理论——“历史完形论”，这是指引他写作《中国通史》的灵魂，也一以贯之在他后来的史学著述中。

◆姜义华曾这样回忆老师上课的场景：“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节课上，他开宗明义就说，进行历史研究，必须做到博大精深。每次一进教室，他就拿着纸质已经发黄的旧讲稿，照着在黑板上写上整整一版，然后，逐字逐句作一些解释，接着，就开始开‘无轨电车’，介绍各种学术掌故、名人轶事。这常常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

回顾自己的一生，周谷城曾说，“我这个人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一辈子就只干了三件事：教学、科研和反帝爱国。”这番独白也道出了他人生的三个切面——一位以教书育人为乐的师者，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一位胸怀天下的社会活动家。

纵观周谷城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我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一生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思想结晶。

周谷城（-），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湖南益阳人，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后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等职。年后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后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职。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周谷城治学领域广阔、学识渊博，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周谷城全集》等。

年，周谷城近百万字的《中国通史》问世；年，三卷本《世界通史》出版，两部通史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影响深远，也让周谷城开创了当代史学家中以一己之力完成两部通史的先例。

但这只是其学术人生的一个片段——周谷城一生治学博大精深、著作等身，从哲学到史学，从社会学到政治学，从美学到教育学，无不论及，他曾用“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八字来形容自己的著述特点，涉及的领域看似杂多，但都是建构其思想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样融汇中西的渊博学识，也为他高屋建瓴、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奠定了底色。

周谷城曾说：“细察各家学说，殆无一不是时代所压出”，而他本人的史学思想便是最好的例证——纵观他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我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同频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一生投身中国社会变革、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思想结晶。

博览群书，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

年，周谷城出生于湖南省益阳汾湖洲周家埦长湖口一户农家。周氏家族注重教育，设义塾，凡族中子女均免费入学。自幼聪慧的周谷城在“周氏族学”中接受了八年的传统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读到《四书》《五经》，由此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根底。周谷城对历史的喜爱也早在幼年时代就种下，他尤喜阅读《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史籍。

时值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周谷城对西学也很感兴趣。他常说，“我天性是非常喜欢接受新东西的”。年，15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接受英语和数理化等新式教育。当时的他极力赞成维新，主张向外国学习，并认识到学好外语的重要性。他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一个暑假，他凭借字典啃下了英文本《迈尔世界通史》，不仅英文大有进步，还从此养成了想方设法找原著读，非原著不读的习惯。

年，周谷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在那里，他结识了国文部的周予同、数理部的匡互生，成为终生挚友。这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一同参加了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岁月，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国门，周谷城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晚年的他曾回忆：“五四时代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家，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不少。”

难能可贵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各式“主义”面前，周谷城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他嫌实用主义“太浅薄，没有哲学意味”，嫌无政府主义“太流于空想，不感兴趣”，直到读到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终于眼前一亮，“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这与我出身贫困，易接受书中观点可能有些关系。”正是“在这种不能完全反对人家的，又不能完全接受人家的情况下”，周谷城萌生了想要“树立自己的学术系统”的念头。

年，周谷城离开北京高师前往湖南一师任教，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涯。他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由博返约，融汇贯通，成一家之言，其成果便是出版于年的《生活系统》。该书的基本主张，就是把向来心理学上所谓知、情、意三个方面，化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人类的科学生活、艺术生活和信仰生活，及它们三者如何前后相续，并构成前后连贯的循环。周谷城曾说，写作该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说明生活的真相”，他针对的是当时受西学影响，许多国人提出的一些食洋不化、似是而非的“人生观”及其理论。《生活系统》为周谷城后来撰写两部中国通史及其整个学术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现状和历史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让周谷城将治学方向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转向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他同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结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还曾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在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为周谷城对农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窗口——在长沙，他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发表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公开指出租谷是对农民的剥削。在武汉，受毛泽东的鼓励，他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这些文章反响热烈，却也使得周谷城遭到湖南反动当局的敌视，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开武汉，逃往上海。

流亡上海的日子里，周谷城以卖文和翻译作为谋生手段，曾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撰稿，继而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劳动大学。其间，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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